| 抗日将军——陈鸿文 龙文乡贤

作者:龙文新闻中心 / 公众号:longwenzhimei 发布时间:2019-02-09

乡贤,一群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乡贤教化乡民、反哺桑梓,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构建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乡贤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不同乡贤在各自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龙文就走出了众多乡贤:他们或科举高中,叱咤政坛;或参加革命,缔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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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将军——陈鸿文

▲陈鸿文在马来西亚
引子:“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拨动了海外游子的心弦。陈鸿文,这位远在重洋(马来西亚)、年已花甲、孑身一人的国民党将军,静静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听着收音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同年9月14日,陈鸿文将军再也抑制不住思乡的煎熬,毅然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决择——回国。他,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中响应《告台湾同胞书》回归漳州(大陆)的第一人。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
核心人物:陈鸿文(1906-1980),又名陈文藩,陈炳其、陈文琳。龙溪县郭坑乡汐浦社(现漳州市龙文区郭坑镇口社村)人,家住漳州市陆安东路147号(现为新华东路141号)。他自幼秉承“耕读传家”祖训,勤奋好学,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龙溪中学。1924年就读上海法政大学,与史良为同班挚友,关系甚密。1927年留学日本,就读明治大学。1931年毕业回国,任厦门中华中学教师。
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经蔡廷锴邀请,他先后担任厦门警察局局长(一说,厦门公安局局长,也有一说,思明分局局长)、南靖县县长等职。1934年再次留学日本,就读日本士官学校。1937年6月毕业后,任广西第五路军少校参谋。不久,陈鸿文被调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工作。1939年,日军进犯潮州,他受蔡廷锴请调之命,赶赴广东,立下了“死守揭阳”军令状,有力阻击了日军进犯,击落了一架日机,受到了上级嘉奖。1940年调回重庆中央军令部第二厅。1942年,陈鸿文调至江西,任顾祝同部第三战区高级参谋。1944年,调至福建防守沿海,任少将参谋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鸿文毅然辞职,解甲归田,参与地方事务。
1949年8月,陈鸿文离漳赴港。1956年,他转赴马来西亚砂唠越婆唠洲,任美里中华中学、沙捞越师资培训学院教师,1969年退休,但仍被聘用留任。(期间,陈鸿文一直保留华侨身份。)在马来西亚,他全身心投入到办学育人事业,培养造就了大量有为人才,谱写了他乐于为师,勤于育才的人生美丽乐章。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1979年9月14日,陈鸿文孑然一身,踏上了漫漫回国返乡探亲之路。探亲期间,他与家人骨肉团聚,畅叙别后思乡怀亲之情,眼看子孙满堂,其乐融融,百感交集。适逢国庆三十周年,他受到了漳州市人民政府诚挚的邀请和热烈的欢迎,此举彻底打消了他久埋心中的顾虑和担忧。为此,他复函马来西亚古晋中华总商会黄文彬先生,决定落叶归根,安度晚年。翌年元月3日,陈鸿文因长期思乡怀亲过度,导致心力衰竭,安然离世,享年74岁。
负笈求学
1924年,陈鸿文考进了上海法政大学(校址在打浦桥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450号)。在这里,他成了史良的同班挚友,俩人志同道合,关系十分密切。

▲金神父路450号(现瑞金二路)上海法政学院
据载,上海法政大学(后更名上海法政学院),1924年9月(民国13年),国民党元老徐谦奉孙中山指示,怀抱“皇权已去,未来中国必定共和法制”的理念,与沈义彬、张一鹏、黄镇磐、刘邠、沈铭昌等人在原上海女子法政学校的基础上创立的(注:上海女子法政学校初创时校名上海女子法政学堂,校舍在成都路。由柴春霖、闵兰言、李华书等人于1912年2月创办,时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批5000元为校开办费)。校长徐谦、副校长张知本。原校址在打浦桥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450号,后迁址到辣斐德路1195号(现上海理工大学复兴中路校区)。
据载,1926年夏,上海法政大学学生因反对校长只重金钱不管教学质量的斗争,结果4个同学被开除。史良对此愤愤不平,登台与校长对质,替4位被学校开除的同学辩护,弄得校长理屈词穷,十分尴尬。史良的大胆勇敢之举,引起了陈鸿文等100多位同学的共鸣,他们主动与史良站在一起,结成护校团,希望脱离学校,后在校董王开疆的带领,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另据,上海法政大学是私立学校,财政无保障,1926年初夏,一百多位同学对校方不满,希望脱离学校,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民主人士、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的史良、国民党福建保安司令部、闽南保安纵队少将参谋长陈鸿文。学生希望校董王开疆先生另立新校,发展教育事业。王开疆感到同学言词恳切,便通过同盟会元老褚辅成邀请章太炎、董康(绶经)等人联络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赵晋卿、陈霆锐、吴凯声、李祖虞、于右任、蒋保厘、樊发源、季忠琢、陶本厚、施瑾、王孝师、王立功等社会贤达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馆二楼79-80室举行发起人会议,议定新成立“上海法科大学”。并初定章太炎、董康两位担任正副校长,由章、董两人聘请国内学界名人士如李祖虞、陆鸿仪、陈霆锐、蒋保厘、潘大道(力山)等任学校各科敎授。后确定王开疆为校务主任,潘大道为教务主任,褚辅成为校董参与筹备。在法租界南阳桥北首敏体尼荫路(现西藏南路北段)415号设上海法科大学筹备处。
不久,章太炎坚请辞去校长职务,王开疆亦正任北京法科大学教务长离开上海,董康感到独力难支,乃邀请王正廷、钱新之、沈钧儒等诸位组织校董会,由王正廷、李根源、于右任、褚辅成、沈钧儒、钱新之、陈陶遗、吴凯声、李祖虞、陈霆锐、许俊人、赵锡恩、傅为忱、马君武等人组成新的校董会,后增补蔡元培为校董。 
1926年10月召开校董会,通过上海法科大学组织大纲,推举褚辅成任校董会董事长,董康为校长,潘大道为副校长主事校务,11月7日举行了庆祝上海法科大学成立大会。学校成立之初有教授20余人,学生300余人,其中有部分教师、学生来自上海法政大学。学校分设大学、专科、预科三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该校参加革命工作的师生很多,因此校誉蒸蒸日上。(见钱浩然《复旦大学分校校址之前身的上海法学院》一文,2013、9、3)

▲蒲柏路479号至483号(现太仓路)上海法科大学,1926年9月6日首届开学典礼

▲从左至右:徐谦、张知本、褚辅成

▲从左至右:王开疆、董康

▲北伐时期,上海法学院学生离校出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期间,陈鸿文受史良的影响,不仅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而且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志向,使陈鸿文成了史良的知心朋友。据陈乃旅(陈鸿文之长子)回忆说,1972年——1977年期间,黄纯(注:漳州市电影站工作人员与我当年是同事)曾亲口对我说,当年他参加土改时,到过汐浦村,在清查我父亲住的房间过程中,发现阁楼上的夹层中藏着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书籍。当时,他十分不解,一个国民党军官怎么会珍藏这么多马列著作和书籍?我也感到纳闷,父亲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这些书籍应该是父亲当年在上海阅读后留下的。陡然间也明白了父亲对三个姐姐命名(大姐陈苏菲(1931年,漳州,仍健在)、二姐陈维菲(早卒,厦门,不详)、三姐陈爱(与“埃”谐音)菲(1934年出生,漳州,已去世),意指“苏维埃”)中所蕴含深意和期冀。如此看来,他年轻时候就已经向往革命。只不过,这个导火线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才被重新点燃。这也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冲破重重思想束缚,打碎禁锢在身上的精神枷锁,第一个敢于从海外回归祖国的国民党漳籍军官的主要原因。

▲自上而下:陈苏菲、陈爱菲、陈乃旅、陈孟钊
1927年6月,陈鸿文法科大学毕业后,因为是私立大学,无法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律师证明(注:1930年,上海法政大学更名为上海法学院,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毕业后即可取到律师证明),为此,他决定继续学业,争取早日获得律师证书,为民请命,伸张正义。

▲上海法科大学毕业文凭
1927年底,他东渡扶桑求学。在日本,他选择了明治大学,继续攻读法律。明治大学,日本著名的一所顶尖私立大学。由岸本辰雄,宫城浩蔵,矢代操三人创办于1881年,是东京都内五大名门学府“MARCH”中的一员(分别为M明治大学、A青山学院大学、R立教大学、C中央大学和H法政大学)。同时也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化据点整备事业的13所重点大学之一,在日本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清末以来曾是我国留学生求学重点大学之一。周恩来及国民党元老林者仁、马超俊、邓青阳、梁肃戎等都曾在此求学。为此,他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弃教从政
1931年,陈鸿文毕业回国后,在厦门中华中学任教,这是他走上社会,手执教鞭从师生涯的开始。时任校长王连元(也有称王良元),对于这位求学上海时相识的闽南老乡,后留学日本的法律专才青睐有加。王连元,泉州市晋江县沙塘人,江亢虎(中国社会党领袖,曾予毛泽东早年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前驱者,后沦落为大汉奸)创办的上海南方大学学生,获法学士学位,厦门中华中学校长,历任福建省教育厅教育督导员,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党务专员,厦门市党部书记,厦门市参议员等职。
在中华中学,陈鸿文热心杏坛,乐以从教。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安守乐道,终生以教职为业,没想到,半途突起波澜,改变了他一生轨迹(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陈鸿文应蔡廷锴之邀,弃教从政,先后担任厦门警察局局长,南靖县县长等职),书写了他璀璨斑斓的人生新一页。

十九路军入闽,旨在剿匪灭共,巩固国民党政权。没想到,最后却发展成了一场针对蒋介石的政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事件,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
原来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派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迎战抵抗,因而成为声名大噪的抗日军队。后来日本多番增援,蒋介石亦派出中央军共同作战。最后事件以外交谈判解决,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撤离,开赴福建剿共。(注: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打漳州,将福建剿匪司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打得落花流水。)6月,19路军陆续入闽后,蒋介石整肃、收编了张贞、陈国辉、卢兴邦等杂牌地方部队,并举兵进占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在军内外进行反共活动。年底,蒋介石改组福建省政府,任命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为省主席、军长蔡廷锴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19路军总指挥。 

▲1933年闽变期间驻扎于福建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
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字后第二天,蒋、蔡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和“剿赤”军事失败的刺激下,放弃了抗日与“剿赤”并行的方针,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和红军代表彭德怀在南平王台签订停战协定,划分“国界”,并于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事变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3年蔡廷锴在厦门鼓浪屿水操台留题
11月20日,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各地抗日反蒋人士,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公开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主席。这一事件史称“福建事变”或“闽变”。 

▲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合影
为加强对福建(人民政府其政令仅局限于原福建省国统区)有效掌控,使之成为坚强稳固的反蒋抗日基地,12月13日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闽延兴龙四省正副省长人选及划分四省界限》,重新调整地方政制,即将原福建省分为闽海、延津、兴泉、龙汀4省;福州市、厦门市作为特别市,实行市长制。闽海省。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叔清。下辖闽侯、长乐、福清、连江、罗源、古田、闽清、屏南、永泰、平潭、霞浦、福鼎、福安、宁德、寿宁等15个县。延津省。省长萨镇冰(未到任)、副省长郭冠杰。下辖南平、沙县、将乐、顺昌、永安、尤溪、建瓯、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邵武、光泽、泰宁、建宁等16个县。兴泉省。省长戴戟(未到职),副省长陈公培。下辖莆田、仙游、晋江、南安、安溪、惠安、同安、金门、永春、德化、大田、思明等12个县。龙汀省。省长许友超(未就职),副省长徐名鸿。下辖龙溪、漳浦、海澄、南靖、长泰、平和、诏安、云霄、东山、华安、龙岩、漳平、宁洋、永定、上杭、武平、连城、清流、明溪、宁化、长汀等21个县。厦门市。市长黄强。划分省区实行新省县制度后,又相继派出得力人员为各县县长,再由县政府指派各区乡革命分子为各该区乡特派员。
据载,为有效加强地方政府管理,蔡廷锴采取了“闽人治闽”办法,网罗了一批精英人士参与新政府的管理。如龙汀省的龙溪县县长陈卓凡(注:广东人,早年在闽南颇有声望)、漳浦县县长陈祖康(旅法的漳平人、第三党成员)、南靖县县长陈鸿文(龙溪人、留日法律人士),龙岩县县长傅柏翠(素有“闽西傅先生”之称的知名人士)。等等。(见《福建事变始末》,吴明刚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关于陈鸿文出任南靖县县长一职。据陈乃旅回忆说,他母亲曾告诉过他,当年,蔡廷锴曾专程到家里邀请我父亲出山,帮助他开展工作,我父亲经不起人家的好意,答应了(“同意”的意思)。另据载,1933年9月,陈鸿文担任南靖县县长(见《南靖县志》,郑丰稔总编纂(民国稿本),南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94年及《民国时期漳州所属各县历任知事、知县名录》)以上的记载中,他们的任职时间是不太一致的。但这并不影响陈鸿文担任南靖县县长一职的事实。

▲福建省政府大门,摄于三十年代初(现省府路1号)
12月26日,漳州全体机关、社团、工厂、商店、学校,一律悬挂上红下蓝中央嵌着一颗黄色五星的新国旗,各界人士和民众万余人聚会马肚底,庆祝中华共和国成立。1934年元旦,漳州地方军政当局,在漳州东坂后(今青年路)礼拜堂举行“龙汀省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出席典礼的有中华共和国主席李济深、文委会主席陈铭枢、财政部长蒋光鼐、军委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蔡廷锴、经委主席余心清、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徐名鸿副省长率全体政府官员在此宣誓就职。龙汀省政府下设财经、文教、工农运动三个委员会,在闽西设第二办事处。苏区派黄青(即黄火青)为苏维埃政府驻龙汀省的领事。

▲漳州各界欢迎十九路军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漳州十九路军总部之前门”(今漳州大酒店周围)
不过,昙花一现的“福建人民政府”经历,差点要了他的命。据陈鸿文四女儿陈西渝回忆说,她母亲曾告诉过她,十九路军兵变失败后,国民党宪兵到处抓捕“闽变”高级分子及十九路军将官。一天,他们搜捕到凉仔街家里。一进门,这些人凶神恶煞地问,“谁是文藩(即陈鸿文别名,时人皆以‘鸿文’称之,故‘文藩’之称呼几乎无人知晓。)?”此时,正在前院的陈宗藩(即陈鸿文结拜兄弟,地方绅士、律师,素有“通城虎”(指“吃得开”意思)之称)随即上前答道:“我是,什么事……。”(国民党宪兵误以为‘宗藩’与‘文藩’即是同一个人,宗藩也误以为他们找的是他本人。也有一说,宗藩明知他们找的不是他,故意出来冒名顶替的,因为他以为凭借他的身份,是不会有问题的。)话音未落,只见他们不由分说,举枪就打,一声枪响,陈宗藩中弹倒地,随后他们四处查找,待确认再也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后,只好悻悻而去。原来,正在后院的陈鸿文一听枪响,觉得情况有异,急忙从后院的厕所翻墙逃走,朝着广东方向撤退的十九路军队伍追去。
东瀛习武
一次逃亡,意味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陈鸿文随蔡廷锴先生等十九路军部分将领一起出走广东,到达香港,尔后,又折转投靠广西李宗仁,从而拉开了他人生新生活的序幕。据陈济棠回忆:当时两广讨论应付的情形:“当(福建)事变发生数日后,余即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议通过反对此次事变之议案。当会议进行之际,李宗仁曾持异议,谓不可遽而通过,主张暂静观其变,余事先已接获情报,谓李与闽方已早有默契,今观此而益信。余遂决意及早表明余之态度,故不顾李之反对,力主通过,众亦赞同之。”(注:陈济棠:《陈济棠自传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51-52页。)从中足以看出李宗仁与十九路军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也是为何十九路军兵败福建后会选择投奔广西的主要原因。据载,十九路军主力被中央军击破,部分则向中央军投降。其中在这次军事镇压行动中,张治中奉命出征,并在古田和平接受十九路军守城部队的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军军官到广西投靠李宗仁重组,其余被收编之部队中级以上军官全被更换,十九路军番号亦被取消。(见吴明刚著《福建事变始末》)
1934年在广西,陈鸿文经蔡廷锴举荐,加上他丰富渊博的学识,此前的留日经历,使得他颇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赏识,推崇,也是他们慧眼识英才推荐他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原因之一。“他乡遇故知“。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担任十九路军旅长、中华共和国第六军军长(‘闽变’期间驻扎在安溪)的翁照垣受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委托,正在广西招募原十九路军旧部成立广西第一师(注:1936年任广西南宁第六十师师长,驻守北海),获悉陈鸿文考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专程到桂林会晤鼓励他。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同事校友战友情谊。诚然,如果说陈鸿文第一次留日求学,考虑的更多是自己(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掌握、运用法律知识),那么第二次东瀛留学,他已经跳出狭隘个人主义思想框框,着眼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师夷长技以制夷”,报效国家,成了此次的唯一目的。任重而道远,艰巨而神圣。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Imperial Japanese Army Academy),简称“陆士”为日本陆军军官(注意,是少尉军官,而非军士)养成之军校,日语的“士官”等于汉语的“军官”,俗称“将校”。汉语的“士官”在日语称为“下士官”。
该校于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开办,前身是1868年8月开办的“京都军校”,于1874年正式成立。为著名的军官学校,1945年战败投降后,日本士官学校被撤销,期间共开办61期,培养军官36900名,其中有6人担任过内阁首相。自1898年起,该校开始歉收中国清政府选送的学员起,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止,据不完全统计,前后计有29期、1600余人。虽然留日士官生的总体数量不及保定和黄埔学生,但是其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作一个最早接受近代军事教育的群体,留日士官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的中国军队近代化过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使中国军队不仅从装备上,而且从编制、训练、体制和思想上从中世纪走向了近代。正如郭荣生在《校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薄”记》中所述:“多数(留学生)在中国军事政治上膺负重大责任,居佔衝要地位,发生极深远之影响。”
该校毕业生均是日本近代军队的骨干,近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的陆军军官无论大奖还是少尉,几乎都曾在该校学习过。如东条英机、小矾国昭、杉山元、畑俊六、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白川义则、寺内寿一、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等。而抗日战争的著名中国将军,也不乏在此留学毕业者,如阎锡山,何应钦、杨杰、朱绍良、贺耀祖、刘士毅、何柱国、钱大钧、汤恩伯、程潜等等。

▲学校的部分中国学生合影
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从1898年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接受中国政府选送的学生同时,还专门在东京为中国留日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由成城学校武科扩建),作为进入士官学校的预科。留日的中国学生,在这里要学习一年,毕业之后,还要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陆军中实习一年,实习合格后,才有资格升入士官学校,成为正式的士官生。陈鸿文即陈文琳就是这样严格按照规定走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之所以被人诟病耻笑的原因,也在于此。原来,蒋介石是1908年由保定速成武备学堂保送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校(振武学校)第八期。1910年从振武学校毕业,编入北海道新潟县(或为“新偶县”)高田炮兵第十三联队当士官候补生。据其日记所载,“初入联队,已在冬季,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劳苦一如新兵。......日本兵营阶级之严,待下之凶,营内之清洁整齐,余皆于此见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与张群等20多个留日学陆军的中国学生立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同年11月8日,日本外务省照会清政府驻日公使,告知这些中国留学生违犯了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各陆军学校,将他们予以开除。因此,严格上讲,蒋介石并没有真正进入士官学校本校。所以,在士官学校的名单中理所当然没有他的名字。(据查,21期94位留学生名单中没有蒋介石)不过,从形式上讲至少是没问题的(或所谓“候补生”或编外学生吧)。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无法假设。

据《校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薄》载,陈文琳(即陈鸿文),福建,步兵科,上海法科大学、明大法科,第28期学生(共27名)。(见资料来源:录自“留日学生名薄”(第十版),日华学会学报部,民国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六月调查)。另据载,陈文琳(1912——?),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八期步兵科毕业。福建人。上海法科大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1934年10月考取公费军事留学资格,获得所在军、师级司令部或军事主官保送资助日本学习,先入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完成预备学业,继入日本陆军联队步兵大队实习,1935年4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八期学习,1937年6月毕业。回国后投效军队,历任初中级军职。(出生日期、任职等有误,为保证资料原始性,故照抄摘录如下。见陈予欢编著《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

三年留日生涯,陈鸿文对日本的认识更为全面具体,透彻而深邃。面对中日两国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心中暗想:“中日必有一战,且已迫在眉睫,吾应趁此机会,勤学钻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保吾家国。”于是,他刻苦攻读军事书籍,细心揣摩战术要领,以期不负将来之需。万万没想到,一语成谶,揭阳保卫战击落敌机即是最好注脚。放宽历史的视野,从更广泛的时空看待中日战争,我们会发现这场战争更象是师徒同窗校友间一场智慧与力量的争锋与较量、博弈与对决。其实,中日战争的输赢,从一开始,便早已了然。正如他的校友、师兄蒋百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3期)生前遗言:“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对此,毛泽东在其经典著作《论持久战》中也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林盛发)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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